方维规：“全球化”始于何时？——“现代世界的诞生”和“世界之变”
发布时间： 2012-03-10
方维规《“全球化”始于何时？——“现代世界的诞生”和“世界之变”》，《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03期。 1．全球化、现代性及19世纪全球史 人们谈论“全球化”，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全球化”图腾每天都在让人思索，向我们提出挑战，或者困扰着我们。它可以是借口或理由，可以是吉兆或不祥之兆。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一般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或者大行其道的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究竟起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约有三种说法：其一，全球化是二次大战之后的全新现象；其二，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欧洲的对外扩张；其三，全球化倾向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历史学家明确反对整个讨论的当代聚焦。只知当代的奢谈，常会描绘歪曲的图像，还会作出令人生疑的预测。历史视野的介入，或许能为全球化现象及其缘由提供较为清晰的画面，也有助于更好的预测。 全球化早就存在；至少，全球化的事实由来已久。它同现代性的起源密切相关，这里说的是19世纪。世界早就连在一起，并且有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中心，而不是一个或两个中心，这在19世纪已经显而易见。许多事物和人的行为越来越是跨国的、跨洲的、跨文化的。大英帝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诞生以后，其他帝国与之争雄。纵贯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也在那个时代出现。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批判现实社会和战争的国际主义登上政治舞台。或许，19世纪确实是第一个全球化世纪。嗣后，无论是谈论帝国主义，还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或许是冷战的结束，才使人的思想更为开放，更多地思考洲与洲之间多种多样的关联。 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尤为关注世界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例如波拉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学说，或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鞍型期”（Sattelzeit）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一些中心问题，亦即第二部分“现代世界的诞生”和第三部分“世界之变”，有必要先对二者的著名理论做一个简要的论述： 波拉尼常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家，他试图以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重写工业革命史。他以18、19世纪的英国史为例，记述了英国人发明创造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是让社会顺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这同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服从社会的状况截然不同；或者说，市场调节经济的形式虽很古老，但在前现代社会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而在19世纪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从其前现代的社会有机组成部分转化为凌驾于一切的决定因素。所有社会行为都受到经济和市场的操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必要条件的劳动力之商品化，正是国家权力制造出的、最适合市场经济的战略措施；资本主义需要社会制度和政治行为发挥作用，需要强大的“幕后推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已经属于同一进程，前现代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都发生了错位。波拉尼视之为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转型。而在全球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旨在限制和抵制市场侵蚀社会的更深层次的运动，波拉尼称二者为“双重运动”。 科塞雷克在1960年代倡导概念史并试图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时，借用了“鞍型山体”意象，即连接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地带，指称西方从近代早期向现代的过渡，时间约为1750年至1850年，即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换言之，“鞍型期”让人想到的是分隔山峦的“鞍型山体”，而不是陡峭的峡谷；它是两个伟大时代之间的渐进过渡：从早期近代走向19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说的“双重革命”便发生在这个时期：政治－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与18世纪后3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1800年前后的欧洲经历了根本变化，工业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法国大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老欧洲时代一去复不返，许多新的政治和社会价值相继而出，人们在一个巨大的现代性试验地进行了各种新的架构和体系尝试。这些都在根本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欧洲亦即西方。在那个时代，现代人和现代西方诞生了。 19世纪大众商品生产中的西欧经济强势，常被视为世界市场上过剩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样，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此时，人们常会探寻各种造就西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之“现代”领先形态的成因，或者反过来寻找世界其他地域之所以落后的缘由。时至20世纪末，一些新的研究范式走到了前台，它们很少根究不同社会状况的非同时性，而是追溯各种现代化体验的同时性，或曰“不同时的同时性”（布洛赫）。辨析“同时性”现代化体验及其在世界不同区域所引起的巨变，旨在分析和厘清全球化运动的来龙去脉。换一种说法：20世纪末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凡响的范式转换：继1960和1970年代的社会史、1980和1990年代的文化史，人们当今关注的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 其实，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当“全球化”及其影响逐渐进入大众意识时，历史学家们刚告别世界史视角，转向地域和地方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研究方向的影响。在地域史和地方史中，人们确实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此外，微观考察能够见出人的命运，这可是关键所在。学术专门化走得越远，人们越发疑忌宏大叙事和高谈阔论。全球史几乎成了陈旧的历史编撰的代名词，被视为一个已经消亡的史学门类。所有大而全的全球史均被视为阻碍历史认识的做法，主观、演绎、遐想和时间错乱被看做它的特色。 然而，自从“全球化”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指南之后，情况终究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对全球化的反应最快。此时，人们定会想到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于1983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那篇开风气之先的论文《市场的全球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从此开始了它的腾达生涯。英美历史学界也在1980年代就开始重新关注“世界史”（world history）。他们倡导对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和长时段考察，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要比全球化争论所想象的长得多。当代重归世界史研究的风气，主要集中于英美学界；尤其是英国人擅长的帝国史研究，比较容易转化为世界史研究。 进 入21世纪之后，两部史学巨著引起了世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剑桥大学史学教授贝利（Christopher 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二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史学教授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文名：贺远刚）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Beck, 2009）。历史学家总想对他们的职业有所贡献，于是，每一代都有人别出心裁，推翻前辈的一些得到公认的观点。贝利这么做了，奥斯特哈梅尔也是如此。卓越的全球史叙事不但总结迄今的研究成果，也是与新近几十年的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对话。全球史无法摆脱过去和当代的宏大叙事，但要进行批判性思考；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深入研究。 谈论全球史，人们定然会联想起社会历史领域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前者以《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享誉国际学界，后者的代表作有《现代世界体系》（三卷：1974，1980，1989）等。在中国，人们或许更会想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或彭慕兰（Kenneth L.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000），二者曾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所有这些著述，不管作者具有多少全球视野，基本上都没超越经济视野，其研究方法是从“经济世界”这一特殊视角进行考察的。诚然，弗兰克也看到了从三个层面考察全球关联的必要性：生态/经济/技术；政治/军事力量；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可是，他的考察仅局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也就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不同地区的经济变化和联系，说到底只是经济史研究。显然，试图以此解构和摧毁西方中心论，考察近代东方衰落和西方兴起的原因，其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的研究则让人看到，考察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单凭经济史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如何认识“现代性”是这里的关键问题，甚至涉及“现代性”概念的合法性问题。鉴于往昔的不少理论都把现代文明看做欧洲社会的产物，弗兰克与彭慕兰都贬斥了“现代性”观念。他们虽然从布罗代尔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比如“长时段”（longue durée）研究方法，但要推翻布罗代尔的“欧洲之世界经济”之说。弗兰克则走得最远：在他看来，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同五百年前的世界天差地远的世界体系里，不仅如此，世界体系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此乃所谓“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之命题的来由。显然，他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并视之为无稽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的著述是对这类理论的反驳。二者确信“现代世界的诞生”，且把“世界之变”的时间定在19世纪！平心而论，将世界体系甚至全球化追溯到五千年前，实在有失常理。所谓体系，其中的各种因素应是相互关联的；或者说，只有当世界上许多地区和国家之间建立了真正的联系之后，才可探讨是否存在世界体系。对于人们还在为天圆地方、天方地圆之类的问题而苦苦思索的那些年代，谈论全球范围的世界体系，或曰世界体系自古存在，实在过于神秘、令人生疑。 或许，弗兰克、彭慕兰之辈并非真想否定“现代性”的存在，而是要强调“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从“一元现代性”转向“多元现代性”；果真如此的话，这很切合新近全球史研究的新趋势。然而，我们在此也能看到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与前者之间的差别：若说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或“整体主义”或“依附理论”，都旨在对抗“欧洲中心论”，弗兰克等人也是如此，但是后者却要在其世界体系中以“亚洲中心”或“中国中心”取代“欧洲中心”：从1400年到1800年，即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看来，弗兰克的“反中心主义”之路终究未能走出“中心主义”，他所实现的是中心的转移，重新面向东方。不管是《白银资本》还是《大分流》，说到底更接近于区域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或是区域研究的延伸和合流，彭慕兰便明确主张以“核心区域”为考察单位。而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则强调整体综合，以“多中心”抗衡“中心”，体现出更完整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尽管史学研究也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但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和《世界之变》没有摆出弗兰克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极端姿态，其平和的论述不但呈现出不同于《白银资本》的“史实”，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白银资本》之类的研究所表现出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化和史料的简单化和片面性，更能见出史学研究的厚重。 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指出，今天的史学家是世界史家，即便许多史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换言之：当今的史学家说到底应该是世界史家，而许多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该如何理解他的这一说法，其实不很容易。无论如何，他承接了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倡导的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奥斯特哈梅尔《世界之变》的第一句话便是“所有历史都有世界史倾向”。在他看来，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超越地方性总是一种趋势。两位历史学家用清醒的目光审视19世纪的发展和转型，为我们勾勒出这个世纪的深刻肖像，并试图呈现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的谱系。今天，经历过19世纪的人都已故去。横亘在中间的20世纪，已经把今天的我们与19世纪隔开。这个往昔的迷人世界，在今人眼里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或者早被忘却。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成功地让我们走近这遥远的世纪。 2．“现代世界的诞生” 十多年来，关于世界史的讨论不计其数，各种颇具雄心的世界史编撰很是时髦。各路专家都以为自己走在学术前沿，但也不得不面对各种质疑。为了彰显这个研究方向的价值，大英帝国史、印度史和南亚史专家贝利拿出了他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这部650页的近代晚期世界史，是新的全球史考察的最早尝试，受到世界学界的喝彩，并随即成为一个标竿。贝利在19世纪的全球史中发现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其时间跨度是1780年至1914年，也就是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这些前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作者把这“短短的”134年看做世界的巨变期，它不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也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基石。 在贝利之作问世前的几年里，时代史编撰重又走红，一系列欧洲断代史相继出版。有胆识的著述已经越出欧洲疆界，或涉及欧洲史中的多元文化因素，以补充“小欧洲”的历史。穿行于整个世界的考察委实罕见，贝利做了这样的尝试。他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为何在法国大革命和一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浓缩而快速的历史变迁？在全球现代性形成过程中，人的行为为何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者，同一行业的人为何联系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邻居却越走越远？ 西方早有“漫长的19世纪”之说，而且总是视之为一个进步的世纪。虽然这个世纪的发展进程艰难曲折，但是总体说来，世人更接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的权利增多了，社会达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大多数世界史研究，通常把世界各地的变化看做西方崛起的回应模式，所有积极发展都发源于欧洲、体现于欧洲。贝利却要做一次试验：如果我们废弃历史学家们所营造的地域和地域之间、史学不同门类之间的各种制约，情形将会如何呢？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印度史家，当然不用花费多大力气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一个印度史家不会把世界史看做欧洲史的延伸；他也不会像弗兰克那样不恰当地推崇东方世界，用印度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主义，他还了解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无论如何，他所叙说的不是“西方面对其余”的历史，现代性历史不再是以往那种从欧洲出发、向世界扩散的历史。贝利是在进行一种“解构”？看上去似乎如此。 当然，贝利不是要改写19世纪欧洲称霸世界的历史，不是要彻底改变19世纪的历史图像：尽管当时日本和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是公海上行驶的是三桅船，不是小帆船；欧洲的财产概念、贸易法和银行业，以及军事实力，都是亚非国家无可比拟的。对他来说，欧洲的“勤奋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化，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他的历史叙事逼迫人们对通行的历史阐释做出相对化处理。他要呈现的现代史是一个“多中心的历史进程”，非欧洲社会不只是现代性之被动的接受者或无声的证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如果确实如贝利所强调的那样，现代性的关键是自我觉得现代（《现代世界的诞生》尤为注重意识史），那么，他的实证研究不只在欧洲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呈现19世纪摧枯拉朽、日新月异的景象。这种巨变在1890年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在世界各地，旧制度纷纷被推翻。 贝利用“原始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来概括1800年之前跨大西洋奴隶买卖和殖民世界经济的早期发展，以此对应“现代全球化”（modern globalization）。他记述现代世界诞生的出发点是“世界危机”，且主要体现于1780年至1820年的历史。然而，他的整体描述却追溯到1720年：延续了约1660年之久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终结了，这首先发生在欧洲之外的中东和南亚，比如萨非王朝和蒙兀儿帝国的衰落。紧接着，在欧洲这一“原始全球化”体系的中心，人们越来越感到“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所带来的过度疲劳；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描述美利坚帝国过度扩张的这一概念，亦可用于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还相对稳定，彼得大帝统治下的沙俄帝国刚走上强盛之路。 贝利主要从三个角度来阐释二百年前的“世界危机”：首先是“革命时代”，它显然与英法全球争雄密切相关。其次，英法角逐所带来的危机，已经起始于1750年代的联盟对垒，即英国同普鲁士的联盟与法国同奥地利和沙俄的联盟；这种对抗亦表现于美国独立战争（1775/83），并一直延续到滑铁卢战役（1815）和维也纳会议（1814/15）。第三，大西洋两岸的革命和战争，在亚洲和非洲产生巨大影响，亚非国家运用来自欧洲的思想武器反抗殖民统治，这必然反作用于欧洲。 贝利对“世界危机”的追叙，旨在让人看到各种巨变的“共时性”，它虽然不很明显，但是确实存在。并且，共时性决非偶然，而是日益强大的全球势力造成的，它缘于新知和革新、技术和商品以及向全世界扩张的贸易。如果我们认可贝利的“原始全球化”之说，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他的说法，视之为后来才清晰可见的全球化现象的初级阶段，或走向全球化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他所说的共时性只是相对而言。换言之：我们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框架中才能觅见各种发展的共时性。要把握共时性发展，必须具备敏锐的目光。贝利也考察不同的发展轨迹，但这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要寻找的是发展中跨越大洲的共同之处，并揭示其隐藏的关联。贝利所揭示的非欧洲国家对欧洲的反作用现象，是长期被人忽略的。1900年前后，日本已被视为最值得效仿的“现代”国家，而不是英国和法国，或后起的美国。 在以往的现代性理论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是两场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贝利对欧洲自我认识中的这两个里程碑事件若即若离。他坚信起始于18世纪晚期的多中心的全球化过程：欧洲是准绳，但决不是现代发展的唯一源头。尤其是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史研究中，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印度和中国在18、19世纪的作用。在他眼里，惟其如此才能理解西方如何发展其统治地位。比如，他援引美国的中国史家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great divergence”（大分化，大分叉，大分流）概念，解读了欧洲在19世纪东亚的特殊经济地位，首先来自依托于煤炭的工业以及同拉美的商贸关系。他指出，现代经济的活力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才成为决定性因素。 贝利因此而相对矮化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中常见的工业革命的意义。另外，他还试图展现一个源于西北欧的人类进步史。一方面，他赞成荷兰经济史家德·弗雷斯（Jan de Vries）提出的“劳作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或曰“勤奋革命”，这一1650年至1850年的革命使西北欧的生产方式获得巨变。另一方面，他把“勤奋革命”理解为一种全球现象：在18世纪所有较大经济区域，“勤奋革命”提高和优化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贝利论证了从日本、中国、印度直到非洲的各种提高生产力的形式以及增加劳动强度的状况，以削弱欧洲发展独特性的观点。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前，“勤奋革命”已经推动了这些区域内部的货物交流，促进了需求的增长。于是，人们将更多劳动力投入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此外，贝利还从新近的文化史对各种“身体之需”的研究中获得启示，将之运用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力的阐释。在经济区域之间的贸易活动中，穿着和饮食很长时期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勤奋革命”与穿着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全世界在穿着和饮食上的趋同；最明显的是服装的同化，尤其体现于男子服装，它成了地位的象征。时至1914年，有地位的人都打扮成银行家的模样，戴着大礼帽。身体之需刺激外贸，亦见之于人们对调料、咖啡、茶叶的需求，当然还有鸦片。 “互动”是贝利方法论思考中的关键：他的1780年至1914年的全球史，既要克服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又要利用那些多少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把“互动”当做思考的基础，目的在于对沿袭的发展缘由和中心论做相对化处理。贝利也把19世纪看做经济上升期，但与以往的经典描述相反，他不标明后来发展的起点和始初。通常的做法是把工业革命当做起点；然而，新近的研究抹去了工业革命的光环。在他看来，工业革命对整个发展诚然有其重要的、不可低估的强化作用，但是发展本身却早于工业革命。究竟是什么启动了整个发展？贝利对此无可奉告。或者，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因素兼而有之，那是一种多重原因组成的合力。 显然，要描述现代世界的诞生，单凭经济史是很片面的。迄今，欧洲一直被视为各种革命的摇篮，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旧制度。贝利试图回驳这种历史叙事。他把1848年的欧洲动荡与太平天国运动、印度反英大起义和美国南北战争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考察，旨在呈现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决非颠覆旧制度的唯一发源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过造反暴动。也是在那个年代，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变化；从法国到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都遭到侵蚀。于是，贝利不仅修正了欧洲自我认识中的一些关键神话，拒绝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经典历史图景，他还摆脱了以往主要从经济角度对全球化的分析。他考察了不同国家行为、社会制度、宗教和生活方式的特征，惊人地展示出19世纪欧洲的发展，已经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宗教，经济，政治，社会）事件紧密相连，他还描述了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如此，他的视线甚至触及开化未久的澳大利亚。可见，他对全球化的想象似乎毫无约束。 摘去欧洲向来享有的桂冠，即不把它看做改变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源头和中心，这对各种有关欧洲独特性的理论来说，自然不会没有后果，一些关键的现代性理论必然遭到质疑：从马克思对欧洲社会的分析，到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社会学思考，即新教生活伦理对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及西方文明独特性的观点。若是真像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所要求的那样告别宏大叙事，那就不但需要告别欧洲英雄主义，还要告别所有那些根植于欧洲优越性的理论。 的确，欧洲19世纪的特征是各种震撼旧制度的革命，彻底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强劲的工业化过程，以及殖民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而贝利所要揭示的是，19世纪也是全球化的世纪，世界各地的经济运作、政治形态、艺术、宗教和生产方式在19世纪相互靠拢。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具有全球意义，革命信条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接受，并引发各种社会转型。许多现代概念，例如“解放”、“理性”等概念，它们产生于西方，可是得到全世界的青睐，被运用于各自特有的语境。《现代世界的诞生》竭力分析全球现代性的蔓延性趋势。它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展示出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过程，此乃“全球关联和比较”的意义所在。 贝利视全球史为地域或国家发展之间不可或缺的调整过程，关注不同时间和地域发展之可以互比的“相似性”。他试图证明，现代性是全球相依的产物，而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史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歧途。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周全的论证，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历史进程时常带来参与者意想不到的结果。复杂的因果关系几乎很难一一说清，贝利清晰的描述和思考也无济于事，因而常常停留于观点的提出。例如，他要呈现各种世界事件之间的思想和政治关联，但终究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1848年的各种欧洲革命与那个时代东亚和南亚的各种起义之间有何内在的因果关系。 《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独到之处，往往是在作者把因果关系撇在一边，状写世界各地的一般发展，并对之进行总括性比较。专门史学者总是关注历史的一个截面，视之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贝利则认为这种做法是狭隘的。的确，他的研究方案其实关乎其研究方法，即在各种专门史研究之上建造一个屋顶。比如他对各种战争文化的比较，让人看到欧洲的“成就”，也就是杀戮的效率。 贝利的一些观察和观点是颇为有力的，该书极为精湛地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宗教。至今依然很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宗教意识的式微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此相反，贝利认为宗教和宗教生活在19世纪并未削弱；正是在19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在全世界复苏并获得新的活力，它们不仅更强大，而且更教条、更执着。出于传教亦即扩大宗教影响的目的，基督教不得不更强调自己的特色，其他宗教则步其后尘，颇似当今世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贝利所揭示的现象，自然是对马克斯·韦伯的所谓“世界之祛魅”的根本性质疑。 通过强调“跨国性”和“全球性”，贝利试图完成从社会史和文化史到全球史的范式转换。此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19世纪的世界是否可被看做一个全球性网络，同时又不忽略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实力落差。贝利认为这是可行的。此时，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同时”发生在不同文化地域的各种发展，为何和如何导致欧洲的崛起，导致19世纪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他认为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欧洲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条件，迫使其对内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对外一再强化实力政策。其二，加快和开拓货物交流所需要的贸易组织。其三，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实行的军事和金融的联手，而这是亚洲竞争者不具备的。 贝利的方法论原则是，潜心斟酌不同的社会研究，对各种宏大理论提出怀疑，力避无所不知的臆想。他的著作决不是各种国别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叠加，而是对现代社会之多样含义和内在悖论的广博阐释，例如他对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分析：他论证说，民族主义决非产于欧洲、尔后出口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而是一种全球现象。在那个时代，许多社会几乎都有民族主义倾向。革命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孕育出爱国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不仅出现在意大利、俄国或德国，也发生在大不列颠和北美。相似的经验亦见之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埃及的宗教自我认同。波兰人有其对国土分裂的经历，爱尔兰人则表现出活跃的新教主义。在印度、中国、越南和朝鲜，对异族统治的疑忌都导致不断增长的国族意识。 对于贝利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人们可以在不少问题上各抒己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诞生》的基本信念：贝利承接了霍布斯鲍姆的长世纪、短世纪模式，以134年扩展了19世纪，并以此描述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这不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提出的、以哲学和宗教的诞生为特征、标识人类精神重大突破的轴心时代，也不是科塞雷克以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变迁来刻画的18、19世纪轴心时代，而是基于人类组织结构之不可逆转的高效发展。这才是贝利全球史的基本笔法：它不张扬，但很敏锐。 应该说，贝利兑现了他的全球史设想，其工作量是惊人的。他似乎觉得，罗列世界在134年中的惊人变迁还不过瘾，他还运用了纯粹的科学工具：社会史的，文化史的，经济史的，宪法史的，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文学艺术史的。作者仿佛很能驾驭这些材料，可是读者的知识面是否能够跟上他的步伐，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有些人阅读社会史家的语言没有多大困难，他们甚至会在那些枯燥的、注重精确信息的语言中得到许多乐趣。谁不属于这类人，谁也不会耐心地读完贝利的著作。当然，贝利并不是为广大读者撰写这部秀出班行之作的，他是为学术界写作此书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个大胆创举，冲破了僵化的视角。区区650页篇幅便描绘出一个新的历史图景，确实不同凡响。读完这部著作，我们会用新的眼光来看世界，并重新评判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多少著作能做到这一点呢？ 3．“世界之变” 德国“历史和文化杂志”《当初》2007年第5期上有一篇奥斯特哈梅尔的简短书评，称赞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部杰作：谁要是以为历史学家早就记述了19世纪的要事和趣事，该说的都说了，那么，贝利的书会让他吃惊。两年之后，奥斯特哈梅尔自己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也问世了。他毫不费劲地赶上了全球史领域的英美学者，尤其是贝利的名作。若说贝利常从印度出发论述问题，奥斯特哈梅尔则喜欢提及中国。可不，他也是中国问题专家，1989年已经发表论著《中国与世界社会》。2010年，他以《世界之变》而获得德国最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 奥斯特哈梅尔是如何把握19世纪世界史的呢？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是挖掘典型的时代特色，以确认时代的总体趋势，比如罗伯茨（John M. Roberts）和霍布斯鲍姆所采用的方法。第二种可能性是贝利的方法，即追踪分流、拓宽空间，以发现和比较类似的现象。奥斯特哈梅尔将第二种方法极端化，从而获得第三种可能性。他认为，史学就是要描写变化；可是，它还没敢做出解释之前，已经碰到诸多难以理解、无法归总的东西。奥斯特哈梅尔因此而对“整体性”敬而远之，偏重于叙说“故事”，而且是分门别类的叙说。这里便可见出《世界之变》的基本结构。 换言之：《世界之变》告别了前人的历史叙事传统和范式。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性，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已经失去意义。他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我的’19世纪不是按照从头到尾的时间延续来设想的。让我感兴趣的历史不是直线的，不是以‘然后是……’的叙事模式来呈现一百多年的进程，而是过渡和转型。每种转型都有其特有的结构和速度，特有的转折点，特有的空间差距和某种地域时间。这部著作的重要目的，便是呈现这些时间结构。”该作具有浓重的随笔风格，用纷繁的事物连缀历史，这或许是全球重要事件的解迷艺术。作者坦承，《世界之变》接近于后现代史纂，呈现的是“我的”视角和看法。因此，俾斯麦当不上主角，而是钟表以及世界时的复杂调适；饥荒和抗灾书写历史，或是交流味觉的餐馆。晚清中国的落伍，或者日本对西方生产方式的效仿，远比中欧的各种革命更有意思。奴役并不只是美国现象，它在巴西持续更久，而且更多人成为牺牲品…… 除作者本人外，或许没有多少人会从头到尾通读这部1568页的、字体很小的鸿篇巨制。该书所提供的博学大观，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承受的。读者不必这么做，但也许会发问：尽管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它能装下一个世纪吗？从该书的副标题来看，作者是要探讨19世纪，但这并不准确，并不是从1800年开始，1899年结束。作者借鉴了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说，将“漫长的”、基督教世界的19世纪的起点定于1770年至1830年。书中除了许多关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外，还讲述了1900年之后的殖民主义，以及走向一次大战的路程。显然，这里所说的一个世纪，至少有着150年的历史，比贝利的19世纪更长一些。作者自己也将两部论著相提并论，当然不只因为二者对19世界的时代划分。 与贝利或罗伯茨、霍布斯鲍姆不同，奥斯特哈梅尔的研究方案是，用各种截面来传导一个世纪的整体印象。该书18章展示了一幅玛赛克式的时代肖像：19世纪是今日世界的前史和开端。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和生存科学化的时代，一个火车、工业和各洲之间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一个掀起经济和交往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时代，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代，一个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发生巨变的时代，一个萌芽全球性的时代。奥斯特哈梅尔的全球性视角所描述的改变世界的时期，在许多地方看似平静而平稳，却成为后来充满活力的发展温床。 对每个想了解19世纪的人来说，该作是一部难得的作品。作者首先以“定居与迁居”来描绘一个世纪的全景，呈现19世纪（尤其是世纪末）频繁的迁徙所催生的世界网络。确凿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出迁移的不同形式和地方结构。作者又以“网络”为题，记述了交通、外贸和金融业不断加速的交流和互动，这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19世纪中期以后明显的全球化现象之关键。港口城市的兴盛，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现象。1850年前后，港口城市已占世界大城市中的五分之二。不管是上海还是敖得萨，或者的里雅斯特，这些城市的枢纽作用使各色人种聚集于此。另外，发生于19世纪的无数考察之旅，让时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世界，直到那些“最边缘”的、从前不为人知的角落。发现之旅不仅带回了异国风味，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思想。这些都是今日全球网联的先声。 无论哪一种全球视野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它能全面而又细致，纵览全局而又观照具体关联吗？《世界之变》便试图在概貌和细节之间寻求平衡。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强调历史，而是面向当今和未来；它以历史编纂的慎重来描写和阐释全球发展，从世界史的角度刻画和分析一个时代，并采用了跨学科、多层次的洲际观察方法。作者在方法上追求对多样性的细微甄别，并一再显示出他对联想和类比的乐趣。 奥斯特哈梅尔时常从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状况出发，陈说一个时代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时人的感受。在时空的感受中感受历史，并注重记忆及其描述，这在《世界之变》中尤为显著。作者发现，19世纪的人有一种用数据和数值来把握世界的嗜好，此前从未有过如此悉心的收集、计算、测量、绘制的热情。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回忆和喜于自我观察的时代。大多数这类记忆形式和机构是19世纪的发明：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照相……当然，考察可以建立多种联系，见出世界上的类似发展，亦可展示截然不同的情况，比如欧洲或奥斯曼帝国的档案事业，其文献记载仿佛旨在永恒的保存，而中国历史博物馆却在1921年因经费困难而将8000麻袋（15万斤）珍贵历史文献卖给废纸店。 奥斯特哈梅尔在该书导论中说，他很关注移民、经济、环境、国际政治和科学等问题。在历史沿革和时间顺序上，该书比贝利着重探讨工业化、国家形成和宗教复兴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更为开放。与贝利相仿，奥斯特哈梅尔放弃了依托于国家、文明和大洲的区域划分。但他认为，贝利重视地域和边缘的考察视角，以及贝利之前的罗伯茨和霍布斯鲍姆对时代的重视，都显得不够缜密，无法避免语言描述和结构描述之间的分离，这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范畴考察和细致描述来弥补。 奥斯特哈梅尔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地理分布来论述问题，也不是把焦距对准法国大革命、工业化或殖民主义；他试图从重点内容来塑造历史截面，从实际作用来考察所谓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他注重的是阶级、革命、国家、宗教或民族精神等历史哲学范畴，该书章节的许多标题便来自这些总括性的大概念，如“国家”、“网络”、“等级”、“能源与工业”等，以重新整合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另外还有种族和种族主义概念，这是1880年前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基本元素。这些标题难免给人枯燥之感，但是作者总能娓娓道来。他对概念的敏锐嗅觉，对多样性的敬畏，对典型性的系统处理，都被“挤压”进自己的19世纪世界史。他的兴趣所在，不是直接叙述国家化、现代化、全球化或标准化，而更在于把握世界各地的变化，钩稽这些变化是否蕴含特定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关联，并以具有时代征候性质的论题来重构19世纪的复杂历程。 作者详尽论证了自己为何摆脱德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法，即总是把“民族国家”视为19世纪的关键特征。他在讲述电报、汽船和火车连接世界的同时，提出了他最具挑战性的命题：19世纪并不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世纪，即便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极少民族国家诞生。而在世界其他地方，19世纪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帝国时期。帝国统治着世界：这里不仅包括大英帝国、沙俄帝国和中华帝国，还有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常被看做典型“新兴”民族国家的“帝国”。这些帝国只是到了20世纪才改变了模样，要么衰落（如德意志帝国），要么改弦更张（如俄罗斯和中国），要么被他人替代（如大英帝国被美国取而代之）。奥斯特哈梅尔指出：“我们打开地图便可看到，这个地球上大部分可居住的地方在19世纪前后都是帝国：一方面是西欧人的远洋帝国，尤其是最大的大英帝国；另一方面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老牌帝国，如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那么当时的世界确实以帝国为主，民族国家其实只在20世纪才成为典型组织形式。”不过，从欧洲到美洲，以及非洲和亚洲，19世纪初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性”，在该世纪末期已经大为松动。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19世纪的基本变迁见之于如下几点：（1）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2）近代早期（结束于1830年前后）西半球拓荒社会的政治解放，以及那个时期对澳大利亚的殖民，使得白种人的地位不断提高；（3）新的公民和平等概念所蕴含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兴盛；（4）开始于1830年的制宪趋势，这当然不涉及欧洲强权统治的殖民地；（5）坚守近代早期遗留下来的奴隶制亦即统治者的权威；（6）1820年之后的快速经济发展，以及充满活力、可被视为19世纪核心的维多利亚时期（约1850年至1880年）；（7）“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世态，也就是1880年代之后三十年的发展，结束于1918/19年。奥斯特哈梅尔明确指出，他的考察重点是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和“世纪末”。他将“世纪末”的主要特征描述如下：（1）1890年起，石油和煤炭等能源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2）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并广泛蔓延；（3）跨国康采恩时代的开始；（4）一波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扩张踏上征程；（5）一些政治制度得到巩固；（6）公共领域在全世界出现；（7）最早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开始形成。人们可对奥斯特哈梅尔的时段划分和具体范畴提出不同见解，但就总体而言，他的思考是信而有征的。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欧洲的影响是在1680年代之后才在世界范围真正凸现，而“欧洲的”世纪则为1770年至1918年：此前，欧亚大陆的西半部从未如此统治和剥削过地球上诺大地域。源于欧洲的各种变化，从未在世界其他地域获得如此巨大的渗透力。欧洲文化从未如此被人贪婪地接受，且远远超过殖民介入。“文明”概念成为欧洲国家自我认识的中心概念之后，输出文明的使命于18世纪晚期开始启程；时至19世纪中期，欧洲文明的声誉在欧洲之外达到顶点；1900年前后则是欧洲人为文明使命高唱凯歌的年代。如此看来，世界史在奥斯特哈梅尔那里与在黑格尔那里没有多大差别，进步理念统辖着一切。不过，他认为欧洲帝国主义的插曲反正只有二百年时间，即1760年代至1960年代。从中国立场出发，21世纪全球史的东亚主宰将是一种常态。 无论如何，19世纪是欧洲霸权的最后一个世纪。上升和衰落相辅而行：当老欧洲重新认识自我时，新的竞争者已在敲门。日本、美国和德国开始还稍带矜持，然后越来越强烈地谋求权利。从瓦尔米到凡尔登，从1792年到1914年，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世纪是巨变的世纪，一个伤感、启程和憧憬的时代。歌德名言“今天和现在你们可以说，你们曾经在场”，正是为了表明一个发现、发明和巨变的时代。《世界之变》这一书名显然带有赏识的倾向。中部非洲或澳大利亚腹地的人是否也经历了所有变化呢？作者没有讨论这类问题，或许因为该书的篇幅有限，或许他认为进步之车本来也很愿意带上这些人。 奥斯特哈梅尔的19世纪全球史，是对大量历史材料的阐释尝试。他强调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或其他片面的历史叙事，不可能通过所谓“中立性”或所谓的“全球”立场来克服，而要借助大量材料以及比较方法使之相对化。该作尽管时间跨度很大，而且19世纪欧洲急剧的社会发展是其考察的中心和起点，但是作者从这里出发，将环视的、比较的目光转向世界其他地方，不断观照东亚和美洲以及中东和东南亚的欧洲影响、接受和“接轨”。该作对欧洲人不很熟悉的一些美洲、非洲和亚洲状况的介绍，常常超过对欧洲国别史的陈述。对“其余世界”的这种有意“收编”，正是这部著作的张力和魅力所在。然而，作者毕竟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做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全球视野也因此而受到限制。 不可忽视的是作者的一个解释：在现代历史著述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操作方法毫无可取之处；另一方面，鉴于他所考察的是19世纪，而这个世纪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欧洲的世纪”，那就不得不一再踅回欧洲事物和欧洲的成就。这里不仅包括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还有世博会、汽车、歌剧和餐馆这些19世纪的成就。以餐馆为例：私营餐馆在19世纪使美食和烹调民主化了，巴黎成了烹调术中心；人们不再把饮食只看做生理需求、而是一门艺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皇家宫廷及其华丽的烹饪排场，被剥夺财产和逃亡的贵族使一大批望族厨师失业。于是，奥斯特哈梅尔的论述，从攻占巴士底狱直接转向掀翻冷餐会。当然，他很了解亚洲的历史，餐馆的发明并不在欧洲，城市公共饮食文化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明清之际。但这不是该书考察的年代，作者视之为前史。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19世纪具有五大特征：（1）“不对称的效率”将地球分化为富有和贫穷地域；（2）人口流动和流动性的不断增长；（3）“资讯密集化”及其不对称的跨文化思想传输；（4）“平等与等级”之间的紧张社会关系；（5）人的“解放”，即努力挣脱强迫劳动和精神、社会或政治约束。奥斯特哈梅尔的共时考察，主要针对1860年之后欧洲内和欧洲外的发展进程。中国、日本、美国从边缘走到前台，成为欧洲历史发展的伙伴。尤其是对亚洲近代早期的重视，给至今依然很有影响的关于“为何欧洲？”的争辩注入新的活力。最迟自19世纪中期开始，以经济赢家和输家为标志的世界“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彰明较著。若说发展前提相仿，但是欧洲和北美作为一方，亚洲和非洲作为另一方，它们的经济发展为何在19世纪越来越拉开差距？换一种问法：欧洲为何能够成功地在150年内征服世界？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代性知识和认识基础扎根于欧洲近代早期，最早见之于蒙田时代，最晚来自启蒙运动。”“在1800年至1900年的岁月里，很难找到自成一体的印度、中国、近东伊斯兰或非洲的现代化道路来同强盛的西欧‘现代’模式抗衡。这些地方的现代性模式只是在世纪之交才初见轮廓，起先多半只停留于观念，而非结构性的东西。” 如前所述，奥斯特哈梅尔所要探讨的，或许并不是历史；该书标题《世界之变》才是关键所在。它不是对19世纪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要阐发当今世界的起源，让人看到19世纪何以成为全世界走向现代的决定性历史时期，以及19世纪之前和之后的时代。作者在其著作中展现了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不同科学的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对待疾病和他者的态度，以及城市化的特色，公民理念的不同形式，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适应和反叛，世俗性和宗教性等。正是通过对各种时代现实及其相互作用的数说，该作呈现出深刻的见解，并从巨变的生活事实中厘清一直影响着当今世界的主线。 v作者显然是想描述和论证今日世界为何像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为何如此？它们为何变得如此之大，具有如此完整的基础设施，在全球网络中具有如此联络功能，以至国际大都市之间的联系仿佛比同周边国家的联系还要紧密？我们为何正在经历发展中国家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几乎失控的人口增长，而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同样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和生育下降问题？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众媒体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上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均是一个历史常数，还是有可能存在不同于当今这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道路？资本市场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还是像许多政治家一再试图开导人们的那样，视之为不可避免的存在方式？或许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棘手问题：北大西洋周边国家对其余世界的霸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一般说来，对于“经典著作”这一标签，人们是比较谨慎的。然而毫无疑问，《世界之变》堪称经典，它从内容到题材都树立了新的典范，给“一般”史学家带来全新的视野，可谓历史研究的里程碑。难怪评论界有人相信，这部史学巨著会是很长一个时期内全球史综合研究的标尺，并改变历史编撰的方向。这并不是说，国别史和地域史已经变成多余的东西，可是历史编撰者不得不因为奥斯特哈梅尔的全球史专著而反思自己的立场。人们或许会比过去更多地看到世界层面的各种比较可能性。阶级、阶层、团体、环境、家庭形式，性别关系、生活风格，角色和认同、冲突和暴力、交往关系和集体象征等，所有这些视角都很适合于地理上相去甚远的社会之间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