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中国翻译重灾区
发布时间： 2011-10-10
方维规《中国翻译重灾区》，《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0期。 【摘要】 本人前不久在台湾讲学，喝茶聊天时，自然少不了谈论学术。有一次，同仁调侃地罗列了大陆的几部大“复印机”。此话怎讲？听完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复印机”是指中国大陆的有些学者教授，其实无多建树，拿不出多少自己的东西。 【关键词】 中国翻译； 复印机； 西方理论； 译者； 译文； 中译本； 中国大陆； 译作； 西方语言； 双语辞书 本人前不久在台湾讲学，喝茶聊天时，自然少不了谈论学术。有一次，同仁调侃地罗列了中国的几部大的“复印机”。此话怎讲？听完解释才恍然大悟。复印机是指中国大陆的有些学者教授，其实无多建树，拿不出多少自己的东西。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复印了不少西洋材料，翻译了不少名作，复制了不少思想。所谓大复印机，是说他们已经很有名气，甚至成了谈论某些西方理论的“一方诸侯”。复印机之说用的是不屑一顾的口气，其揶揄味道是很浓的。起初，我觉得复印机之说过于刻薄，后来得知这在台湾不是一家之言，或许言之有理？笔者对复印机之说至今还持保留态度，复印毕竟缘于好学。然而，本文所关注的是那些劣质复印机，会窜改、会歪曲的复印机。这里谈论的主要是西方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问题，也就是翻译实践问题，而不是从翻译理论谈论误译、错译等问题。一般而言，学术论著多半使用纯理语言，其翻译大大难于小说翻译，疏漏或许在所难免。我要谈论的是目不暇接的讹误而不是疏漏，因此才有“重灾区”之说。当然，我也必须对“重灾区”做一个限定：这里说的不是整个理论翻译领域惨不忍睹，而是说这里问题特多，积重难返。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中国的西书翻译处于“大跃进”时期。如果我说，中国三十年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翻译介绍外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要多得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说，当代中国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西方各种学说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大学在校生，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说不少西方理论著作的中文译本存在很大问题，其粗制滥造的程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或许也没有多大问题。当然，做过翻译的人都会知道译事之难，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只能做到尽量贴近原文。我是一向强调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的，也就是不少表述的“不可译性”。不少语言“神韵”，只有在原文中才能让人心领神会。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因噎废食，或者说，复印机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翻译应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文化交流的需要。没有诸多译介之作，我们对许多理论肯定还一无所知。 在考察“灾情”之前，我必须声明，那么多人的辛勤耕耘和译介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我没有打击一大片的意思。相反，我甚至要说新近的中国书市上很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优秀译作，它们出自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译者，而不是那些以多取胜的名牌复印机。中国近30年翻译西方理论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多于80年代，新世纪10年中的译作多于前20年。谁都知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一望无际的译作中，总会有些不错的翻译。起初，刚从竹帘深垂、孤芳自赏之境走出来的中国学界，主要译介了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而被耽误的学说；嗣后，饥不择食者逐渐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几乎译介了所有外国时髦理论，并且，翻译势头似乎越来越猛。对一些译者来说，关键是要抢在别人前头，那他就是带头人。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外国理论呢？有些外国理论家在中国的名气要比在其祖国大得多。没办法，中国人多。 我们自以为翻译了名家论著，接受了不少“西洋奇器”，并成就了一些专家，不少人可以在自己的学术履历中多写一笔。然而可悲的是，当一切已成往事、已被写进我们的接受史后，平心而论，有些理论其实从来没被真正弄懂吃透！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本人近期有幸见识了一部西方名著的中译本，或曰“天书”：30％完全错译，30％不得要领，剩下的40％则因为那60％而无法真正理解。我不得不说，不少外国好文章、好书遭到汉译的强暴。这么说事太伤人，本该拿出证据；不过，拿出证据更伤人。鉴于中国不健康的批评环境，只得“对事不对人”了；有时“对事”也不能明确举例，因为在行的读者马上就会知道译者姓甚名谁。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现象，都是我在近期教学和研究中碰到过的问题。因为这篇小文篇幅有限，还有许多问题无法一一例举。当然，前面所说的那么高百分比的错误率并不多见。然而，要遇见10％错误率的译文是不需要多大运气的，而这10％足以折磨读者。 关于中国翻译的乱象，本雅明“光晕”（Aura）概念的汉译便是一个例子，其译法有韵味、光晕、灵气、灵氛、灵韵、灵光、辉光、光彩、气息、气韵、神韵、神晕、氛围、魔法等，好像是在让读者猜谜。诚然，这里存在对一个概念的不同领会问题，不同译名之间的竞争是很正常的，但也不能如此“自由竞争”吧。尽管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但是概念的胡乱翻译是很常见的。不可否认，西洋理论著作各有不同，有些深入浅出，文字简明；有些才思横溢，文辞奥博，连名家本土说母语者也望而生畏（比如阿多诺，本雅明更是如此）。《否定的辩证法》一书的英译者阿什顿认为，你要理解阿多诺，就必须理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还有柏格森、胡塞尔、席勒、本雅明、贝克特、勋伯格、克劳斯、海德格尔等。我们不能要求译者和原文作者的智商处于同一个水平，但也不能相去十万八千里吧。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一些学术著作的翻译而言，严复倡导的“信、达、雅”或许只能是一种奢望，能够“信”而且“达”已经不错了。我们在此不谈语言哲学问题，也不涉及翻译学中的命题，即翻译是“再生”，赋予原作“第二次生命”；这里说的也不是接受美学所说的“期待视野”，或把过去的文本含义视为当下审美体验的一部分来理解。这里说的是“翻译”，是用译文来呈现文本或概念的“本来面目”。我见过这样的汉语译文（不是某一句句子，而是全文），它的长度远远超过西语原文，实在有背常理，谁都知道汉字表达要比拉丁字母组成的西方语言短得多。我也见过这样的译文，它把原文中的不少句子落在原文里了。还有一些长篇论著的节译本，不少重要的段落和思想不见了；如果说这是译者把看不懂的东西删节掉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怀疑还是允许的。 我不否认不少西方论著在三十年来的中国有很好的译本。可是从数量上说，它们只是凤毛麟角。许多译作存在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理论著作的读者肯定有一个体会：在阅读西方论著的中译本时，我们总有一个感觉，外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太艰涩了，不艰辛钻研是肯定弄不懂的。然而，当我们看到某本书中前后观点矛盾，第一页和第三页的两句句子有着逻辑错误，甚至同一页上的说法明显相左，这时，我们便会提出两个问题：是原著作者思维有问题？还是翻译中出了差错？本人倾向于第二点。一般而言，西方那些大思想家、哲学家、文论家、社会学家等，他们写下的每一句话，就语言层面的表达而言，都是能够看懂的（尽管不同人的语言表达之间有着难易之分）；至于字里行间或文字背后的深邃含义不易理解，则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他们的言词在中译本中无法读懂，艰辛钻研也是枉然，肯定是翻译出了问题。我们所译介的那些西洋大家，虽然他们和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主食面包土豆，但是基本上都是会逻辑思维的。 也许有人会对我评判对错的标准提出质疑；对不起，我没有标准，或者说，我的标准是基本常识。一般而言，能够让人看懂的译文多半是正确的翻译；不过，能够让人看懂的译文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翻译，比如一些想当然的翻译，一些看似通顺却违背原义的翻译。但是，费了很大工夫还是让人不知所云的译文，肯定不是正确的翻译。至于用同义词中的哪个词来翻译某个概念或某种说法更为恰当，这常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批评的是以米饭或馒头为主食的中国人怎么也看不懂的那些译文。 我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阅读当代西方论著的中译本，看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再跳过去，跳多了跳累了，这本书就不用看了。需要跳过一些段落，原因很简单：译者本人都没有弄懂，你怎能看懂呢？或者说：译者已经想当然或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原作中的很多意思，你还想还原吗？笔者曾见到一些名著中译本，估计其中的不少段落和句子连译者本人事后也看不懂，委实予人“误人子弟”之感。还有一些常被国际学界引用的名句名言，其韵味因翻译而荡然无存，从而无法得到中国读者的赏识。 另外，有些外国名著有两三个中译本，第一本译作可能是第二本译作的参考译本，前两部译作可能是第三部译作的参考译本。当然，借鉴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也正是在这些译本中，我们常能看到以讹传讹的现象，或者，我们常能看到对同一个内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文。这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二者中必有一个错译，或者二者都是错译。另外，为了避免抄袭之嫌，后来的译本会对前译做出相应调整，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后者对前者的纠正或“润色”，也可以看到“换一种说法”时新犯的错误或改坏的地方。名著在中国会倒霉，但也会很幸运，一部名著可能有七、八个译本，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其他地方的情形如何呢？负责任、有水平的译作一本就够了！另外，为了表示译文的准确性，我们的有些译者会在某个概念后面附上原文，可是拼写错误比比皆是，这使我想起某个出版社社长曾经告诉我的“铁律”：中国出版物中有几个“必错”，其中一条是“有英必错”。除了拼写错误外，张冠李戴亦不鲜见。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那些从英文转译其他语种的论著中，其他语种的概念原文在英语句式中的位置被错乱地装进中文译本。 我还是坚持自己近期在不少地方说过的一个观点：中国的不少译者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汉语，三不懂翻译，四不懂专业。这种说法自有夸张之嫌，但决不是危言耸听之言。说其不懂外语，这是许多人不会同意的，因为不少译者是专业院校外语系出来的，还有一些人是留过洋的，更有不少人是“自学成才”的，怎能不懂外语呢？当然，我这里指的主要是那些离不开双语辞书进行翻译的译者，许多语义不是双语辞书能够解读的。有一种假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并视之为编写双语辞典的依据。这种假设其实不是无懈可击的。在不同的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只是一部分而已。且以欧洲为例：欧洲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和语言源流，可是，不同的历史发展使不少概念承载着特殊的传统关联。各种语言所固有的特色亦即不对应之处，常使翻译家大伤脑筋。西方语言之间的对译尚且如此，中西语言的翻译难度便可想而知了。辞书编撰有其自身规则，词条的义项和释义之有限篇幅常会带来局限；辞书在不少情况下只能提供一个大概。含义离不开文化史知识，离不开特定的语境；翻译则离不开译者的功底，有些含义是外语不精的人把握不了的。 以上说法并不是要宣扬不可知论、不可译论，而是旨在说明“信、达、雅”的难度。我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双语辞书本身也会存在问题。试举一例：在我所见到的外国文论的中译本中，译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把Prose（英、法）、Prosa（德）以及与之对应的其他西文概念译成“散文”，各种双语辞书中也都是这么解释的。这就常会出现一个问题：明明是在论述小说，突然出现“散文”字样。什克洛夫斯基的《小说理论》（O teorii prozy）被译成《散文理论》；在探讨福克纳的小说时大谈其“散文”艺术……这类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当然，将Prose译为“小说”或“小说等叙事作品”才是贴切的。为了正本清源，我想就此做一个简短的说明：Prose源于拉丁语的prosa，即prosa oratio之缩写，意为直接的表述和对话，与韵文相对。早在古希腊，Prosa就指诗歌、剧作之外的叙事作品，比如柏拉图的对话集或希罗多德的史纪等；后来，西赛罗把信札和哲学著述定义为Prosa作品。不同西方语言对这类界定的理解稍有出入，但是基本含义世代相传。在整个拉丁语中世纪里，Prosa几乎专指纪年和编年史。18世纪的小说与诗歌之争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并彻底确立了小说与诗歌的同等地位，亦即 Prosa的地位。在现当代西方文学中，Prose一般是指文学三个大类中的诗歌、戏剧之外的“小说”，不排除评论、小品文、随笔、杂记等作品。换言之，Prose常常是诗歌、戏剧之外的小说等叙事作品的总称。在大多数情况下，Prose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作家的小说作品，而中文中的“散文”，外语中另有他词。因此，我们把译文中莫名其妙的“散文”概念改成“小说”，疑惑便会迎刃而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双语辞书中，“Prose/散文”不是绝无仅有的讹误。 “四不懂”现象的后三种比较容易解释：所谓不懂汉语，只要看一下许多译文那拙涩的、佶屈聱牙的、不伦不类的句子，很多人都能得出这一结论。至于不懂翻译，是说翻译本来就难，而将西文译成中文，更是难上加难。汉语（尤其是汉语自成一体的语言结构和句法规则）与西方语言的差异是尽人皆知的，因此，翻译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译文中的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译词和违背常识的“外行话”，更有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只能显示出译者不懂文本所属的专业。 翻译本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可以传播思想，亦可“扰乱视听”。若能成功地将一部重要著作译成中文，自然功德无量。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上乘译本还是不少的。只是到了急功近利的今天，佳译难求。据我所知，当今中国出版译作的出版社，大部分没有鉴别译文优劣的实力和能力。在不少西方国家，译书碰到疑难问题而上门请教作者的事情常会发生。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但这不是粗制滥造的理由。常听人说，这个译本糟糕之极，那个译本一塌糊涂，而译者本人却往往听不到这类评说，相反，他常听到是“大译如何如何”的溢美之辞。因此，有朋友想出一个馊主意：中国应该设立一种评选机制，每年评出十大拙劣译作，至少可以让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译者收敛一些。 笔者自然很明白，我这样的文章写了也没用，绝对起不了抗灾的作用，“无知者无畏”或许是一条定律。最后，我只想重复一下自己曾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这样的译作你居然也看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