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发布时间： 2007-02-01

方维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二十一世纪》， 2/2007，页57－72。

【提要】晚清西学东渐之际，现代西方政党现象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汉语古典“党”字亦随之发生了质变。本文试图从中西党派观念的源流及演变出发，阐述晚清士大夫亦即知识界对西方政党的认识，梳理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阶段及其确立，分析清季国人之党论的主要特色。晚清人物对政党概念的探索，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关键词】党派观念，政党概念，政治理念

 

 

政党研究属于政治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现代西方的政党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研究可分为由地域和议题所决定的两大派别：美国派注重探讨政党与民主政体的切合和融合问题；[1]德语派则多半在国家学的框架内考证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2]二次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政党理论学者则更多地从事政党的分类研究，考查党的宗旨、党在不同政体中的地位、党的结构及其基层成员等；另外还有比较政治学中的党派比较研究（如西欧政党与东欧政党的比较），或主要适用于西方民主体制的党史分类研究等等。[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研究状况延续至今。对社会主义政党的研究，主要受到冷战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

西方党论早已完成了对“党”（“party”）概念本身的溯源工作；探讨此概念在现代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似乎也已过时：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中国学界对古代朋党、近代会党素有研究。在论述晚清社会和政治的著述中，亦常见对近现代学会、社团和政党的重点论述。[4]在已往研究中，“党”是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议题之一；对这个西学东渐之后才产生的“新”概念本身的深入探讨，还是一个空白。现代汉语政党概念是对古典“党”字之扬弃的结果，是汉语古词衍生而成的一个“新词”。强调此点，旨在说明“中国古代政党与现代政党的比较研究”之类的命题在认识上的混淆及其对概念本身的混淆。本文只是一个尝试，梳理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和变化及其原因。这一历史语义研究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1. 汉语传统“党”概念与欧洲“政党”概念之历史

 

    《说文解字》释“党”字为“尚黑”。确实，中国历史典籍中，与“党”字组合的概念或成语数不胜数，其贬义内涵与外延是显而易见的。《论语》中便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或“吾闻君子不党”之说，又云“相助匿非曰党。”“党”字在中国近现代之前的政治用语中，几乎全是贬义。历史上对“党”的定义无外乎党为私，党为邪，党为患；或者就是成语所说的“结党营私”之类。当然，典籍中的“党”字还有其他一些含义，本文所讨论的是政治语言中的“党”字，而非中国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之说，亦非贾岛《石门陂留辞从叔谟》诗中的“何时临涧柳，吾党共来攀”。

《论语》“群而不党”或“君子不党”的经典之说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党”字的理解。宋仁宗时朋党之论甚嚣尘上之际，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便被人指为朋党，他们自己也以朋党自居―君子之朋。欧阳修传世名篇《朋党论》中的“君子有党”论与孔子的朋党观念背道而驰，他试图通过对朋党的邪正之分亦即君子小人之辩，给“朋党”概念正名或重新定义，注入新的内涵，并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所谓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已见于北宋初年王禹偁的《朋党论》；欧阳修之后，司马光、苏东坡和秦观亦撰《朋党论》，均论述了君子小人各有其党的观点。不是“君子不党”，而是以（“同道”与“同利”所界定的）“君子”、“小人”区分朋党，这时，传统的“党”或“朋党”概念因为新的内涵而发生了变化。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与“小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道德意义和社会身份上的意义，并具备了代表和维护不同群体之不同利益的政治涵义。因此，这个上下文中的“朋党”，与今天所说的集团、宗派等概念相通。[5] 虽然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而且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中晚唐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朋党之争，无疑属于政治斗争，但是就概念而论，自《朋党论》起，“党”字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

不管欧阳修的“理论”多么深刻，文章多么精美，《朋党论》似乎并未改变人们对“党”的约定俗成的看法，也没能动摇“君子不党”的经典观点。“朋比为奸”的说法深入人心。一般而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党”是坏称，结党是不名誉的事。诸多典籍记载着党的“前科”，无数成语和概念使“党”字贬而又贬，常被用来攻击他人。这便是中国人在19世纪走向世界、最初接触西方政党现象的本土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溯源汉语“党”字，旨在更好地理解19世纪下半叶国人用“党”译 party 的“本土资源”及其对西方政党的早期认识。

西语“党”字源于拉丁语 pars，并在中世纪早期进入法、意、德语汇。自18、19世纪起，“政党”才作为概念用于代议制民主及其议会机构。与中国的“党”概念相同，“党”曾经是西方政治概念中少有的、日久天长的贬义概念。古典国家理论及中世纪的和谐学说都在理论上置“党”于绝境。当人们开始区别看待整个社会机制中的亚属政治形体的时候，“党”（party）才稍带褒义，这是欧洲近代的事。当初常与 party 替换使用的 faction（集团，宗派）概念，至今还带着贬义意味；然而，Party 却在18世纪之后讨论议会制度发展程度的上下文里，偶尔或逐渐也以褒义词的形象出现。[6]可是，诸如三权分立说、有机国体说等秩序与平衡模式的长期影响，给正面评价党派只留下很小的余地。

17世纪英国的动荡之时，已经常见 party 和 faction 用词，一般均为传统的贬义概念。使用 parties 或 factions 因政治立场而变；在党争中，一般以 faction 贬谪政敌。政党理论家哈里法克斯（G. Savile, Marquess of Halifax, 1633-1695）在不少文章中，以颇似中国“君子不党”的口吻，言说政治家应超越党派，说辉格（Whig）与托利（Tory）之争，无异于小孩打雪仗。[7] 党派的最激烈的批判者当推休谟（D. Hume, 1711-1776），他在《朋党论》（1752）中将邪教与朋党相提并论，视 party 与 faction 为同义词，并区分私性的（personal）党和真正的（real）党派。[8]此论在形式上暗合于欧阳修的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之说，只是休谟对党派一概持否定态度。然而，休谟对原则性、利益性和造势性党派的区分，实为现代划分党派的先声。休谟之后，伯克（E. Burke， 1729-1797）则指出英国的辉煌时期是党派统治的时期；他第一个在党的定义中强调“争权”的合法性，认为党派是一个有原则的联盟，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并根据他们都赞同的原则采取统一行动，以增进国家的利益”[9]。

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似乎很难划分革命之友或革命之敌。真正的政敌不是党派，而是反革命。可是革命者中也有派系, 只是他们不自称为“党”，而称“会社”（societés）或“俱乐部”（clubs）。也就在这时，作为英语 party 概念的法语对应词 parti 也时常出现在会社成员的语汇中，并含有褒义，而 faction 则多半用于指称反革命派系。一般用语中，Factions 指称具体集团，如雅各宾派等，Partis 则指思想意识上的对垒，如“贵族党”与“民主党”、“共和党”与“君主党”的思想分歧。[10]与英国的两党制相比，当时法国派别林立。雅各宾派视 partis 为非正常现象，认为“公共意志”不应被党派取代。因此，不同团体相继产生的时候，首先要排除被人以为“结党”的怀疑。之后，关于“党派”概念的争论逐渐升级，以致国民会议的议员被禁止使用 parti 和 faction 词语。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更不用说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政变以后的统治时期，“党”不是一个宪法认可的概念。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占领统治在德意志引起的政治震荡（1789-1815），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形态，政治思想和宪政意义上的德语“党”字（Partei）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的论说中。然而，有组织的党的活动，基本上不符合德国学者的政治设想。黑格尔（W. F. Hegel, 1770-1831）的国家学说中，从来没有褒义的“党”概念。他虽然认为国家需要阶层这样的中介机构，但不需要党。然而黑格尔也不否定政党对立的建设性作用；他的学生从“右”派立场和“左”派立场接过并发展了他关于政党对立的建设性作用之观点。罗森克朗兹（K. Rosenkranz, 1805-1879）不赞同黑格尔《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 1820）中的观点；罗氏认为，与阶层相比，党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他把政党与现代国家及其最基本的功能和最高功能（立法）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反对由党组建政府，但认为政府需要党，以“认识人民的真正需求”。[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党的对立运用于现实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早期的党概念，始终是一个广义概念，而不是具体组织：无产阶级为一党，资产阶级为一党；而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便是“共产党”。这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强调两个阶级的对立，原则上已经排除了多党的可能性，并认为无产阶级最有希望肩负世界历史重担，经工人革命使无产阶级（以其政党）成为统治阶级，并达到消灭阶级和政党的目的。这便是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概念的源头。

对英、法、德三国政党亦即政党理论的简要介绍告诉我们，虽然西方的党派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现代意义的政党则是18、19世纪以后的现象。尤其是19世纪，政党理论趋于成熟，现代政党不断出现。另外，对党的定义和看法因人而异、因世界观或政治立场而异。就总体而论，“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且褒贬不一。就概念本身而言，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发展，使“党”的指称客体亦不相同。时至19世纪，西方的政党思想已经相当发达，却依然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此为中国人走向世界之时“党”字的西方背景。

 

2. 初识西洋政党及其“偏见”

 

19世纪中期介绍外国概况的书籍，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之类的名著，似乎均未涉及西方的政党现象。在他们之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万国地里全图集》（1838）、《外国史略》（1847年前钞本）等著述，均出自洋人之手或由洋人编撰，亦不见有关西方现代政党的叙述。当时中国士子的西洋概论，基本上以不多的一些汉语洋人著述为蓝本，因此，中国书中没有西方政党的介绍，是情理之中的事。换言之，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政党几乎一无所知。

西方现代议会制度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上提文献中都或多或少地描绘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及其操作方式，唯独不见对政党的明确描述及其在议会政治中的作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介绍英国“国政之公会，为两间房，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在爵房独有公侯等世爵，并国之主教；在乡绅房，有良民之优者，被庶民选择者”[12]。马礼逊在《外国史略》中提及荷兰“理国务公会两班：其一班王自择之，悉当职者；其一班是民之所尊贵，三年一推选焉”[13]。徐继畲对英国议会的介绍与《东西洋考》中的陈述大同小异。[14] 从议会到政党的介绍只差一步之遥；对中国人初识西方政党来说，这没有跨出的一步耽误了几十年时间。如果说在华洋人对乡绅房或“民之所尊贵”之选举的记述属于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阐明政党在选举中的角色亦即选举的目的，那么，中国人也只能知其一、不知其二。

究竟是谁最先在中国介绍西方政党，是谁最先用“党”字翻译政党意义上的 party 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中国人在近代走向西方，亲临其境考查西方社会，无疑也是认识和了解西方政党现象的一大契机。笔者所见第一次将“党”字放在西方政治生活的语境里，正是出现在清朝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成员的记述中。此团由受聘于中国政府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以及志刚和孙家榖三人组成，于1868-1870年历访了美、英、法、普、俄等国。志刚在他的《初使泰西记》中写道：

 

    现在英国改章，由民举官。而以前执政及办事交涉大臣，有更换之事。因民所举，有似两党，此进则彼退，无所迁就。[15]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志刚所说的“现在英国改章”，当为今天所说的改选；或只能视其为笼统说法，因为英国“由民举官”，并不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二，志刚对自己的说法并不很有把握，故而只说“有似两党”。第三点与前两点相关：正因为志刚一不知道党派政治的开始时间，二不确定自己的说法，因此，这里的“党”字肯定不是有意选用的中文译词。可是它与 party 的吻合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一“巧合”，或许在“党”这个古词向现代汉语“党”的概念的过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因为第一个外交使团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及其出使纪程应有的影响，还由于以上引文是志刚为蒲安臣代拟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函中的一段文字。随志刚出使泰西的张德彝所撰《欧美环游记》（又名《再述奇》），与其《航海述奇》一样，以述风土人情、稀奇见闻为主，很少涉及政治生活。然而，其中的一段文字（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1868年9月6日），给“党”字加上了定语，虽然不够准确，但或许是国人对美国“民主党”（“分尊卑”党）与“共和党”（“平行”党）的最早记述。[16]

如果说志刚对英国议院“有似两党”走马观花式的观察，以及张德彝的“分尊卑”和“平行”二党，只是“党”字新用的一个序曲，那么，1877年1月21日第一个中国使馆于伦敦开馆之后，郭嵩焘等人驻使西方，考查政事操作，旁听议院辩论，观察政党活动，并用“党”字移译 party，才是现代政“党”概念的真正开端。中国早期使臣中对西方议会与政党观察最多、记述最详者，当数郭嵩焘。他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对西方政党的谈论不下二十处。刚到伦敦，实为“下车伊始”，他便在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877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间国事分党胜于中国。现分两党，新执政毕根士非尔得（亦作比干思福义[Benjamin Disraeli Beaconsfield]），旧执政噶拉斯敦[William Edwart Gladstone]。下议政院入毕党者四百馀人，入噶党者亦三百馀人，互相攻击争胜。而视执政者出自何党，则所任事各部一皆用其党人，一切更张。其负气求胜，挈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17]

 

志刚是在陈述英国政局不定、因英府易人而耽延中国使者办事的上下文里揣摩“有似两党”的；此时“党”字，应与中国传统“群而不党”中的“党”字一脉相通。郭嵩焘则开门见山：“此间国事分党胜于中国。”两人的共同之处是，还不了解现代西方政党与中国传统朋党之间的巨大差别。郭嵩焘之时，中国还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分党胜于中国”，所联系的只能是朝廷内的明争暗斗，是小人间的勾心斗角。郭论“党”字的贬义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党”字的语义特征及其联想是贬义的。用“党”翻译 party，无疑体现了叙事者的价值取向。“党”在中国典籍中的“特定用法”及其涵义，定然会引起时人的典型联想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判断。因此，笔者此处的结论是：鉴于“党”字的传统语义及其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特定联想，最初用“党”译介西方现代政党，必定连代传统“党”字概念群中的一系列贬义概念，如“党比”、“党羽”之类。[18]郭氏所谓“入毕党者”、“入噶党者”很能让人联想到“私门成党”之说，或想起中晚唐的牛李党争。

时至九十年代，出使英法义比的大臣薛福成，其叙说英国党派的用词和语气，依然明显流露出中国历史上论述朋党亦即“小人党”时的态度：

 

    英民俗尚，向称敦朴。然至今推选议员，亦觉隐弊丛生。一则植私党以广扶持，一则散货财以延虚誉也。即如六月间所举诸员，格兰斯登为公党首领，其党得举者二百七十五人。沙候[Arthur Balfour]为保党首领，其党得举者二百六十九人。此外，阿尔兰党七十二人，巴尼路党九人。更有公党之人，而持论又常与其党相违者，共四十五人。其后，阿尔兰党又为格兰斯登所笼络，党势遂盛，故得居相位云。[19]

 

中国使臣关于西方政党的介绍，纯属“所见所闻”、感性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论探讨政党概念的程度，更没有涉及当时西方已经很发达的政党理论。诚然，他们所说的党派“挈权比势”、“隐弊丛生”，亦常见于西方对“党”持批判态度的政党理论。然而，中西批党存在明显的“时差”：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一百年中，“党”的概念在欧洲的发展已经出现很大的地域差别。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政党发展也在欧洲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并且（就总体而论）较为客观地评述“辉格”、“托利”，而不是一概用贬义“党”字否定政党，进入19世纪以后依然如此。

中国使臣出使西方的时候，除英国的特殊发展以外，法国的“党”概念也不再只是“观念团体”（“parti d’opinion”），而是与“议会主义”连在一起的概念。这种联系在德国也已经发生。同样属于后起民族国家的意大利，更是抵挡不住政党概念的中性甚至褒义趋势。如前所述，西方时人常常区分 party 与 faction 这两个相近之词。在明确认识到 parties 在政治制度中的积极作用的时候，Faction 依然是一个贬义概念。如果说中国使者用“党”译“party”确实出于“党”字的贬义内涵和联想，或接受者免不了联想“党祸”，那么，用“党”译“faction”似乎更为准确。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便将“党”与“political faction”对应，并译之为“逆党”，“叛党”[20]。

 

3. 西洋政党的早期汉语译名

 

不管郭嵩焘及其以后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传统士大夫如何对西方政党持怀疑态度，就在他们介绍西方政党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党”字已经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换句话说：“党”不再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一个“一概而论”的坏称。英国有 Liberal Party 和 Conservative Party 之类的政党，中国人在翻译和介绍的时候就必须作出公党、保党之类的细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政党实为“新鲜事物”，不同的党有不同的定语。一般而论，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了解了西方政党以后，汉语中才出现了不同政党的不同称谓，[21]单单一个“党”字已经无法描述西方的政党现象。较早、较多用中文给西方政党“定性”的，依然是郭嵩焘：

 

    英国执政分二党。今相毕根士、前相格兰斯敦各为之魁。其前二党立名，一曰多里[Tory，托利党]，一曰非克[Whig，辉格党]。今又易其名，一曰庚色尔法尔甫[Conservative，保守党]，犹言循守旧章之意，毕根士一党主之；一曰类布拉尔[Liberal，自由党]，犹言遍行商议之意，格兰斯敦一党主之。大抵异同二者之辨而已。[22]

 

    西洋各国，议院皆分两党：同党曰铿色尔维谛甫，犹言大权当归君主也；异党曰类白拉尔，犹言百姓持权。德国又别出一党，曰克勒里喀尔[Klerikale，天主教中央党]，则教党也。以德民分主耶稣、天主二教，而国家自主耶稣教，以是绅民习天主教者自立一党以护之。[23]

 

    [法国]君党之中，又分三党：一曰嘎里[查理曼大帝，Charles ler le grand]党，千年以前之贤君也，犹中国汉、唐之裔；二曰路易[路易十四，Louis XIV]党；三曰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党。民党亦分为三：一、择统领世爵之中；一、尽人择之；一、统贫富无分，金帛皆公用之。又有中立一党，惟贤之是从，君贤则从君党，人民所择之统领贤则从民党。[24]

 

郭嵩焘一方面用音译加注解，一方面用“君党”、“民党”等意译，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欧洲的主要政党，使国人了解了欧洲政党的大概面貌。另外，郭氏还选用了“朝党”、“野党”，[25] “君主之党”[26]、“民主党”[27] 等概念。这一切都为认识西方政党以及后来汉译西方党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氏对英国两大政党的译介，或许得益于随使英国的翻译官张德彝，他在郭氏上述“英国执政分二党”言论之前，已于光绪三年八月初四日（1877年9月10日）提出“率旧”、“更新”二党译名：

 

    按英国之率旧、更新二党，英语率旧曰堪色尔瓦堤伍[Conservative，保守党]，更新曰立布拉拉[Liberal，自由党]或普娄戈蕾奚伍[Progressive，进步党]。[28]

 

前文援引郭嵩焘介绍法国政党时所说的“统贫富无分，金帛皆公用之”一党，以及他在另一处记述法国政党中“有主通贫富上下，养欲给求通为一家，不立界限者”[29]，当为社会主义党人；然而郭氏没有进一步论说，也没有采用他所喜用的音译“指名道姓”。最初明确且详细介绍“社会主义党”的，或许当推黎庶昌。黎氏在记述社会主义党人1878年行刺德皇的时候，对“平会”亦即社会主义党作了极为准确的描述：

 

    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久乃知为“索昔阿利司脱”[Sozialist/socialist，社会主义者]会党。索昔阿利司脱，译言“平会”也。意为天之生人，初无歧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而其故实由于国之有君，能富贵人、贫穷人。故结党为会，排日轮值，倘乘隙得逞，不得畏缩；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然后富贵者无所恃，而贫贱者乃得以自伸。彼会之意如此，非有仇于开色[Kaiser，皇帝]也。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30]

 

至19世纪七十年代末，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已经粗略了解和译介了现代西方政党现象及其主要党派。可是用中国传统的“党”字对应西方的 party，而西方的 party 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朋党，这样，“党”字本身便逐渐失去了贬义内涵和联想，变成了中性词。人们看到了党和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已经不再是欧阳修之辈所说的“君子党”与“小人党”之间的差别，而是1881年版《哲学字汇》[31] 中所列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应时党”（moderate party）、“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过激党”（radical party）之类的政党之间的差别。1884年增补版《哲学字汇》[32] 又收入了“社会党”（socialist）。稍后的《荷华文语类参》[33] 译“volkspartij [人民党]”为“推民自主者”、“布衣之辈”、“小民之党”，当包括“社会党”，也就是黎庶昌所说的“索昔阿利司脱”或“平会”。

 

 

4. 知其一，不知其二

 

看到了政党在议院的作用、认为议院党派之争“负气而不相下，又可笑也”的郭嵩焘也不得不承认：“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34] 黎庶昌则明确指出西方政党与中国朋党的区别：

 

    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35]

 

中国使臣在介绍西方议院的时候言及政党，无疑对中国人初识西方政党现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郭嵩焘以下，中国介绍西方概况的文献中，对“党”和“议会”的介绍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另外，后来者的“党论”给人的感觉是，几句话翻来覆去，毫无新意。这也是当时谈论西方政党的特点之一。而且在非常简单的介绍中，常常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也就是对议会的赞美与对党派的不屑，这是另一个特点。薛福成的一段文字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赞扬议会制度

 

合于孟子的“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一而志不齐矣。[36]

 

早在薛氏之前，郭嵩焘就有“一分为二”之说：

 

    西洋之设议院，实创自英国。各国以次仿行之，而德国为最后。期间有利亦有弊，民气过昌则主权日替。[37]

 

同样对党派持否定或至少是怀疑态度，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主要是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公共意志”亦即“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与政党概念对立，而郭嵩焘等人明显是害怕“主权日替”，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所在。当然，国人强调党弊，可能或多或少来自汉语“党”字原有概念的影响，也可能由于论者本人的忠君观念或赞誉党派会给论者带来麻烦，甚至可能源于对西人的不解。但主要原因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议会与政党的唇齿关系，没有领悟党派政治是议会制度的基础，当然也没有意识到政党参加大选以图接管政权，是宪法意义上表达人民意志的必要工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下半叶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时的一种奇特现象：抛开政党论议院，只谈选举不提党：

 

    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38]

 

这类论说在当时议论西方议会政治的文章中俯拾皆是。诚然，志刚早就介绍过的“由民举官”并没大错，以上引言中的说法也基本属实。可是，唯独不见绅耆、士商与政党的关系，选民所举的不仅是“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一个党，是某一个党所“代表”的利益。笔者还未见到时人把公众举官与举党相联系的论说，估计不会多见。因此便出现了党与选举完全脱节的论述，这也是当时叙述多数党、少数党往往语焉不详的原因，常给人来历不明之感。像王韬那样颇谙西洋的人，竟然会把选举与“乡党”挂钩，[39]这在乡党观念很强的中国可能引起误导，本是情理中的事。

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颇为详尽地记载了他驻使西方的活动和见闻，然而不见有关民众大选和竞选的记述，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经历大选或涉及这方面的材料。郭氏谈论西方政党，多半缘于旁听议院争辩、获悉报纸新闻或与人交谈等。郭嵩焘以下，对西方政党的泛泛而论或老调重谈，以及议会与政党之介绍的多寡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没有深入研究西方政党的起源、发展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与对议会和对党派的不协调的论述相关，我们还可以时常看到另一个认识上的矛盾，即议会体制“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40] 或“惟君民公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41] 与“西洋犯上作乱视为固常，由民气太骄故也”[42] 之间的矛盾。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论者本身的地位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薛福成在谈论美国政体的时候写道：

 

    大抵民主之国，政柄在贫贱之愚民；而为之君若相者，转不能不顺适其意以求媚。夫至可凭者，民情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至无定者，亦民情也。彼其人杂言庞，识卑量隘，鼓其一往之气，何所不至，是以不能不待于道之齐之也。美国之政，惟民是主，其法虽公，而其弊亦有不胜枚举者。[43]

 

 

5. 甲午年：一个新的起点

 

梁启超在回忆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那段经历时说：

 

    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44]

 

梁启超此说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从中国遣使西洋至甲午之时，尽管西方议会及议会中不同的党派已经在中国有所译介，但是，对西方政党的认识还是极为表面的，以致梁启超之辈也“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至少不是他们所理解的“此种团体”。这点也许可以证实笔者前文之说，即郭嵩焘以下，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介绍中议会与政党的脱节及民主政治与政党的脱节。其二：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已经有人认识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这为进一步在理论上认识西方政党并实现政党概念的突破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鉴于此，甲午战败当为国人认识西方政党的一个新的起点。

《时务报》第17册登载古城贞吉译《政党论》，谈论政党与立宪政治的关系，并对“政党”概念作了极为精准的阐述：

 

政党之与立宪政治，犹如鸟有双翼，非有立宪之政，则政党不能兴；若立宪之政，无政党兴起，亦犹鸟之无翼耳。[……]盖政党者，本欲借手于国家之政治，以宣发其志愿；故同其意见者，相与协力以出于一途。约而言之，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政党之本志，欲主持国家之机轴，一旦入坐庙堂，身秉国钧，即其志满之秋。[45]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国人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此论精髓，是“欲把握国家权力”，这是西方现代政党理论中的一个要点：政党与社团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政党谋图的是整体性的、国家层面的权力。同样是论述议会，唐才常1897年的一段文字，明显区别于前人论说，凸现“政以党成”：“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政以党成。”[46]

戊戌变法前后，也是让人感性认识党派的一个绝佳时期。所谓甲午以后三党之说，守旧党欲保持现状，中立党要变法保国，维新党图作乱自振，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是政治集团的意味是极其浓厚的，例如当时常用的“后党”（以慈祥太后为首）、“帝党”（以光绪帝及帝师翁同龢为首）、“康党”（以康有为为首）。旨在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政团，都已初具政党雏形，至少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政治“俱乐部”。有趣的是，法国的那些“会社”（societés）不以“ 党”自称，而“党”字却作为褒义概念逐渐出现在“会社”成员的语汇中；中国的学会中出现了同样现象。不同的学会与刊物相继出现（至1898年，各种“学会”已达五十多个），不少同仁是以党自居的。1895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强学会，便自视“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47]。前引梁启超忆《中外纪闻》而谈党，他事实上是把《时务报》、《知新报》等视为党报的。[48]梁启超等人动辄“吾党”如何，也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吾党”之义。

可是在中华帝国，“结党”是冒险之事。确实，当时也没有现代政党的生存空间，因为现代政党的一大特色，便是争取选票和大众以夺权。也许还是受传统的影响，当时取缔学会或会刊，常以“结党”论罪。例如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1896年1月17日），当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查禁。北京强学会遂为西太后封闭，会刊《中外纪闻》也被查封，取缔的原因是：这是一份“党报”。同时，上海强学会、《强学报》亦遭张之洞查禁。戊戌政变后，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认为南学会“迹近植党”，饬令裁撤。《国闻报》后来也因报道戊戌政变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知新报》便有一篇《读庆元党案书后》的文章借古讽今：“从来小人之害君子，无不加以党人之名，诬以不讳之罪，然后肆其诛夷，快其报复。”[49]

甲午之后，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与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成为维新派言论的重要宣传刊物，无疑也是介绍西方学会政党的基本阵地。但是在一个党禁时代，公开论“党”自然危险，因而才有梁启超他们所谈论的“此种团体”。明目张胆宣传政党和组党，则在戊戌政变失败、被通缉者逃亡之后，也就是在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康有为、梁启超于1898年12月23日创刊于日本横滨的、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的旬刊《清议报》，很快也成了大力宣扬党论的“机关报”。以后，《新民丛报》等刊物也加入了论述政党的行列，国人党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新”时期的党论特色

 

甲午之后，中国人的党论有几个明显特色。首先是以“群”谈“党”、以“会”谈“党”，这或许是由于党禁而采用的一种论述策略。另外，中国士人本来就有结社之习，明清之际更为盛行。[50]从会到党的过渡，似乎也是自然之事；加之论述常常与西洋有关，多少可以起到一点避嫌的作用。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1896）的《礼俗志》中谈论西人结党：

 

    世界以人为贵，则以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而禽兽不能故也。[……]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之奇，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术也! 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51]

 

黄氏此处说“党”，已经完全等同于本文所说的“政党”。《日本国志》中除了“共和党”、“合众党”、“民主党”、“立宪党”、“改进党”、“渐进党”、“守旧党”外，[52]还出现了“政党”[53] 一词。就概念而言，“政党”已经有别于“党”。它在概念中明确了党的政治意义，不取决于在朝还是在野，而取决于党的活动性质（“争执政权”“以图争胜”[54]）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党”到“政党”，是认识和把握西方政党现象的一次概念上的飞跃。

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宣扬“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西洋“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中国“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之老生常谈（亦即前文所论“党”字“前科”），则是“疾党如仇，视会为贼”的根源，结果造成“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的局面。[55]从梁氏“会”“党”并用来看，两词的涵义应该是很接近的。如果说欧阳修的“君子有党”论是一种理念或对一种正常状况的刻画，那么，梁启超的“君子反无党”则是对可悲现实的控诉。另一反面，对学会的赞颂，亦与当时不同学会相继产生有关。梁启超撰《南学会叙》曰： “[……]博察于泰西，彼其有国也必有会。”[56] 李永瀚《沅州设立南学分会公启》云：“则欲合群心、联群身、开群智、振群气、造群才、达群情，舍学会其末由也。”[57]

第二，清季的不少党论是造势型的，也就是宣传鼓动型的，这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团体滥殇之时的必然和普遍现象。人们需要口号：“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之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58]“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59]《清议报》与当初的《时务报》相同，继续呼唤君主立宪，并认为宪法和政党是保证国民自由伸张其独立精神的前提，鼓吹“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惟有各党“互相监察，相互箴规”，才会“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种不能灭”。[60]梁启超等人从1906年冬开始酝酿筹备政治团体，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并同时创办《政论》杂志为其喉舌，由梁启超主持。《政论》第一期上的《政党论》中写道：“政党者，一国政治上文明之星也，指南针也，司令官也。”

造势的一大阻力，便是根深蒂固的“君子不党”观念。确实，当初思想界的政党观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朋党”之阴影。对政党持鄙夷态度的人，亦从“党祸”、“党锢”入手，其最著名者，当为章太炎。[61]因此，鼓吹建党者又不得不回到欧阳修著名的“君子”“小人”之辨。然而，毕竟时隔千年，不可能只是旧调重弹；更因为对西方政党的认识，论说必然要上新的台阶：

 

    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62]

 

    党也者，所以监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权，使昏君悍辟，无所得而行其私，其关系于国家者尚已。[63]

 

    由私会升为公会，由民党进为政党。[64]

 

    政党者，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于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者也。[65]

 

第三，甲午之后的党论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少量到纷纭的过程，其最主要原因是西方民主思潮和政党理论的逐渐引入。不管是以“会”谈“党”还是宣传造势，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民主体制为蓝本，以西方政党政治为论据；造势之初，论说中已经或多或少涉及西方政党理论。如果说甲午之前国人对西方政党现象的初步认识，主要来自出使欧美的中国使臣，那么，甲午之后、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对西方政党的介绍，则主要是绕道日本。论党颇盛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或1905年创刊、与《新民丛报》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之久大辩论的《民报》（革命与改良之争），都有日本背景。加上在日本成立的孙中山的同盟会、杨度和熊范舆的宪政讲习会、梁启超的政闻社等著名社团的“组党”实践，也都得益于天时地利。

对民主体制与政党的深入探讨，固然由于“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可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从郭嵩焘到薛福成，介绍西方政党者，多半为政府官员；而从日本向中国宣传政党理论者，则为留学生、甚至是流亡者，属于民间力量。前者基本上是现存体制的拥护者，后者则基本上是现存体制的反对者或改良派。身份、立场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杨度早就提出“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66]的观点。另外，早期使臣多少属于“观光”型的，梁启超之辈多少属于研究型的，他们去日本以后才更多地了解了欧美的政党理论和实践。因此，译介文章或脱胎于西洋的中国党论便常见报刊；大量政法名著亦传入中国。[67]当时还没有本文开头所提的美国派、德语派之说，但是，这两派的两位大家的重要著作也被介绍到中国：1899年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译的伯伦知理《国家学》（Lehre vom modernen Staat, 1875/76）；[68]麦鼎华翻译的威尔逊《政治汎论》（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1889， 广智书局, 1903）[69]西方学说的导入，自然会促使中国党论的飞跃。

 

 

7. 水到渠成

 

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良（马相伯）在此社就职演讲中说：

 

    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70]

 

马相伯对现代政党政治的看法，至今依然见于西方政党论说之中。辛亥革命前夕，请愿开国会、立宪，已成为全国性思潮。章士钊则在他人请愿之际，撰写了13篇专论，努力阐明立宪的应有之义―政党政治。[71]清季鼓吹政党、兴风作浪者中，梁启超无疑是个佼佼者。1912年，梁氏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于10月20日回到北京；未回国之前，他便被拥为民主党领袖。在湖广会馆民主党全体大会上，梁启超作了三个小时的演讲，谈论政党政治，提出了真正的政党之六点标准：“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凡政党必须有整肃之号令”、“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72]他对政党的定义是：“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73]

从初见西洋“有似两党”到“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40年光阴，中国的“党”概念已经改头换面，而且组党时期已经成熟。时至“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74]民国建立前后，“集会结社，犹如风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75]全国政党政社已逾三百。经过分化、改组与合并 ，1913年初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大政党。[76]政党，

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