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一个概念一本书─评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

发布时间： 2006-09-01

方维规《一个概念一本书─评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载《中国图书评论》9/2006，页62-65。

 

一个概念一本书--读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

 

本人在西洋从事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如何将有些重要的汉语概念移译成西洋语言，常常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封建”便是一例。这里说的并不是翻译用词问题，而是“概念”与“指称”的问题，“名”与“实”的问题，也就是接受者是否能够理解的问题。在现当代汉语语境里，诸如“封建意识”、“封建迷信”、“老封建”之类的表达是不难理解的；而将其直译成西洋语言，一向以“封土到臣”、“采邑领主”诠释feudalism（封建）的西方人，一定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这些以“封建”为基轴的短语所言“封建”为何义。

“封建”（即“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这个汉语古词在20世纪发生了指称的变化，获得了“新”的涵义和标记，其词义特征与古义“封建”几乎无缘。笔者以为，所谓“封建”新义，或曰此概念蜕变后的内涵和外延，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封建’指称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皇朝时代；而1949年前的一百年时间，也常被称为“半封建”时代。其次，“封建”用以状写与所谓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相关的意识形态。第三，在人们谈论所谓“封建”残余的时候，或论说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的时候，亦常出现“封建”一词。以上三点，大概可以包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语言实践。即便在学界，似乎大部分人至今还在用“封建制度”描写秦汉以降的各代皇朝。甚至连不少史学家也已经不再考虑“封建”概念的词源和语义，或不再想到，今天的“封建”概念，至多只是“约定俗成”而己，井不能说明“约定”的准确与否。在这种情况下，冯天瑜先生的大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杜2006年版，以下简称《考论》）的发表，无疑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本文开头所说之翻译的困惑，主要是说，一个误用的概念无法得到正确的翻译。这种概念的误用，正是冯论所说的概念误植所致，或曰“名实错置”。早在《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及其他一些单篇论文中，冯天瑜己对不少误植概念作了可贵的厘定工作。在研究概念史的时候，指出误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误植的缘由，这就往往需要长篇大论甚至一本著作论述一个概念，《考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它不但指出今天的“封建’概念既与汉语本义脱钩，又与英语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相左，而且还明晰地展示了整个概念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及这个多少己经变得不伦不类的泛化概念的来由。使《考论》这部难得之作与其他类研究区分开来的，首先就是它的篇幅。换言之，中国学界明确地在“历史语义学”的层面上，一本书论一个概念，此著当为开山之作。当然，《考论》巨制，非言纸张之重，而是内容丰厚。

与《新语探源》相仿，此作依然围绕中西日互动展开讨论，探索一个概念的古今沿革。中西日交叉关系是目前谈论西学东渐话题的一个常见框架，冯氏研究则在结构上更加突出这一交叉关系。所谓中西日互动，或许最能体现于“封建”一词与feuda－lism交接之初。当美国传教士平文（J．C．Hepburn）编撰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或柴田昌吉、子安峻编撰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起用汉语古词“封建”与英语feuda－lism对应，用“封建的”翻译feudal，应该说是极为精准的，原因是日本与欧洲封建制的酷似以及日本自古袭用的汉语“封建”之名与西洋概念的匹配。对此，冯文作了极为精当的论述。其实，用“封建”写照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己经见之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和徐继畲的《流环志略》（1848）。在这两部介绍外国史地、政治习俗等概况的名著中，“封建”一词虽不常见，但却用得恰到好处，例如魏源说欧洲诸国近代“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鉴于魏源等人之著多以一些洋人汉语著述为蓝本，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中西“封建”概念的对接，窥见feuda－lism概念在中土的“移译”，尽管论者常常是引用他论，而不是从翻译的角度介绍欧洲的feudal system。

19世纪下半叶，“封建”概念还未异化。郑观应在《易言·论公法》（1880）中指出：“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谭嗣同则在《仁学》（1896／1897）中说“自秦以来，封建久湮”。时至19、20世纪之交，也就是“封建”概念从日本返回中国的时候，梁启超将“封建”与feudal相对应，将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比（《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或论述春秋战国至秦代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此时，梁氏所运用的“封建”一词，既是正宗中国概念，又是接受了西方学术、经日本与西方feuda－lism相通约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真正的中西日互动之时，“封建”还是一个纯正的概念，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与feudal的对接。清末民初，基本上还未出现“封建”术语紊乱的现象，误植或对一个纯正概念的歪曲是以后的事。

冯天瑜的《考论》，对这个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没有对大量资料的把握及深厚的功底，此工程是无法完成的。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冯氏对日本材料如数家珍似的陈述与分析。此书日本“封建”概念史部分，汇总东西洋考，兼及中西交汇；分则可视为一部精巧的日本“封建”概念史，将其镶嵌于古今中国“封建”论，合为一部充满动感的概念发展互动史。从方法上看，此作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成功结合；加之一些范例比较，更有助于辨析。另外，书中除专章阐述欧洲“封建”术语外，不管是在日本部分还是中国部分（不包括中国传统的封建论），对欧洲“封建”概念的关照总是或明或暗地体现在全篇论述之中，因此，《考论》也是对西方各种封建论的一次大的检阅。这样，我们又看到了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

《考论》一方面系统地再现了中西日众多的“封建”论，另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概念在20世纪的异化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也是认识误植的关键）：从陈独秀的“泛封建”观到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封建中国说，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诸说并存到郭沫若封建说的确立，以及此后成为流行说。这一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曲折的历史长卷，让我们看到“封建”概念在20世纪之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即诸多名家对泛化封建观的质疑或者坚持精当的“封建”用词，为何无力修正脱钩和误植。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概念的不平常的命运，看到了非学术对学术的干扰；或如著者所指出的那样：“‘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因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结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陈寅恪有“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名论，此说似乎略嫌夸张。不过，不少文史哲核心概念的解释，其非同一般的意义是无庸置疑的。《考论》的问世，似乎可以让人比较直观地领会陈寅恪解字作史的见解。《考论》无疑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言其精湛，很大程度在于这部力作的拨乱反正和继往开来。拨乱者，非自冯氏起；而冯氏拨乱，气势过人。《考论》是作者长期关注名辩、对一个概念反复思考的结果，冯氏对泛化“封建”概念的怀疑及其纠正的努力，已见于十五年前的《中华文化史》中对中国“封建制度”的专门辨析，冯氏无疑属干当代最早关注“封建”概念之误用的学者之一。另一方面，《考论》精选各种名家论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封建”名辩；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赞叹《考论》为探讨“封建”概念的集大成之作。

当一个学科连最基本的概念还没有弄清的时候，很多学理讨论只能是盲人摸象，或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也许并不是众说纷纭，而是人云亦云一种仿佛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是以讹传讹的天长日久，“封建”便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冯天瑜展示的由陈独秀开创的诸多“泛封建短语”，在现代汉语（政治）语汇中多么“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们看到冯氏揭示的诸如“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帝王”、“封建专制皇权”、“封建官僚”等套话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自会感到误用概念之滑稽。确实，泛化“封建”概念是历史对现代汉语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只有在正本清源之后，《考论》作者才可能提出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之帝国时代。这时，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正名”的重要意义，看到一个中心概念对一个学科的意义。由“封建”概念引发的论题，不但涉及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亦关乎“封建”自身的定性和定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应厘清的大概念。同样在这时；《考论》己经超出了对一个概念的论述，超出了中西日互动的讨论框架，成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总体反思和考察，并给历史重新定性。

应该说，书作者提出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总括秦至清之主要时段的见解是很自信的，而且作了必要的论证。但是，作者似乎还是看到了语言实践自有的规律，看到了一个概念约定俗成、难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冯天瑜说其正本清源，也在于让人们在“将错就错”之际，知道“错”在哪里，正解何方。笔者也曾对几个重要术语作过些微梳理，与冯先生的上述看法大约相同，为的是让人知道“原来如此”。不过我现在想，中国“封建”论者逾越千年，“将错就错”不过才大半个世纪而已，人们不见得会一错到底。既然这没有封建的“封建”属于子虚乌有，执迷不悟总有到头的时候。其实，笔者所见的西洋升堂入室之中国史论，秦汉至明清，一般不会以“封建”论之，而是“官僚中央集权制”之类，或者是早己见之于梁启超的“专制政治社会”等。中国当代对以“封建”论秦之后二千余年的考问，也是在对外开放以后的中西交流，促进了对西方feudalism以及对本土原本封建词义的再思考以后的事。我相信，通过学人的论说，教材的更正，汉语“封建”概念的普遍正确使用只是时间问题而己。到那时，人们依然会想起2006年的一本书所作出的非同一般的贡献。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冒昧评说《考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但是凭直觉，此书当为史学不同凡响之作。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汉语历史语义学领域，《考论》的重要性及其典范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冯天瑜在其《考论》释题时指出，此书“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历史语义学著作或论文的关键所在。论词溯源只是为了铺陈，释义才是宗旨；而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关键词，本身就直逼思想史要害，也只有在思想史的高度才得以廓清。对做概念史的人来说，尤其可以从冯天瑜在此著中对“名辩之学”的阐发得到颇多启示；冯氏力倡名辩之学亦言之有理，而《考论》本身，便是对名辩之学的意义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最后，笔者想就《考论》中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发表一点看法。此说当为“历史语义学”的延伸或扩展。加入“文化”，自然是为了强调文化在词语和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或视其为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这里只是一种限定，研究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概念之历史。本人所理解的“历史语义学”，是研究某一个词语或概念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及其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关系，注重一个概念的发展和定型“过程”，或不同时代对一个概念的不同认识。人文社会学科中不少概念的发展，往往与不同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地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假如说“历史文化语义学”中的“文化”是一个广义概念，那么，加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或许也是陈寅恪所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原由。如果“历史文化语义学”取狭义之“文化”，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且以“封建”为例，它与历史和文化有关，同时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议题。同样，“封建”概念的“名实错置”亦即旧名向新名的转换，固然由于“一些史学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冯天瑜语）所致，但还有不少学术与非学术的原因。另外，在狭义文化范畴内探讨“科学”、“革命”、“商品”、“市场”、“细胞”等概念的语义发展，也有不够贴切之处。因此，本人还是觉得简用“历史语义学”为妥。